1引言

近几年来，有关职务舞弊的报道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职务舞弊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有70多家，而根据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员协会(ACFE)统计，2014-2017年职务舞弊给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失已高达5.6万亿美元，对企业和其他组织造成的损失平均为20万美元。这些数据显示，职务舞弊给企业和经济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甚至社会发展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研究职务舞弊的动机，加强职务舞弊的防范和控制刻不容缓。目前，国内外对职务舞弊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进行。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舞弊行为，对舞弊行为的成因进行鉴别和防范是有效的，但其并没有全面考虑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的锚定效应，风险偏好等问题和环境，心理因素的影响，缺乏现实性。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研究欺诈行为，虽然考虑了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组织和环境的影响，但它们没有将两者的相互作用与探索相互作用的结果结合起来，也没有对欺诈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和测量，缺乏定量性。本文将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结合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利用其前景理论来分析职务欺诈。

2、定义职务舞弊。

本文将职务欺诈定义为：包括利用职务便利的普通员工、经理、高级执行人员和其他组织当手段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的总称，包括普通员工、经理、高级执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失的行为的总称。

3职务舞弊行为分析基于行为经济学。

每个行为主体都是有限的理性的，在做出工作欺诈决策时会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3.1倾向于预期效用和职务舞弊。

行为主体在做是不是诈骗决策时，会计算诈骗收益和成本值，这是行为主体对这一决策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价值，此外，行为主体会将客观概率转换为其主观心理权重，这是行为主体对诈骗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主观排序所形成的权重。行为主体在衡量诈骗价值时，会给其带来积极效用的因素，并将其纳入诈骗收益价值函数，并将其带来消极效用的因素归入诈骗成本价值函数。这些因素可以分为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包括当期可以获得的物质收益k和支付的物质成本m，未来可能获得的物质收益j和支付的物质成本n，精神方面包括当期可以获得的精神收益t和支付的精神成本r，未来可能获得的精神收益k和支付的精神成本s。通过对行为主体职务舞弊收入和成本价值函数的分析，可以看出职务舞弊的预期效用函数为U(k+t)-(m+t)-p(n+s)+(1-p)(j+k)。从预期效用函数可以看出:(1)当欺诈行为的预期效用越大时，欺诈倾向就越高;(2)当一个欺诈行为没有被发现时，欺诈行为的倾向就现的倾向就越大;(3)行为主体对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偏好越高，欺诈倾向就越高。

3.2职务舞弊行为倾向的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是指行为主体为实现目标而承担风险的类型和规模的基本态度。根据不同的风险偏好，行为主体可以分为三类：风险追求者、中性风险追求者和风险规避者，行为主体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逐渐降低。然而，无论哪个行为主体，当涉及到收入时，他们都更喜欢确定的收入，并且讨厌不确定的损失；当涉及到损失时，他们更讨厌确定的损失和偏好的不确定收入。由于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在行为主体做出欺诈决策时，确定性收入和风险收入之间的差异，即风险溢价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欺诈收入和非欺诈收入之间的直接差异也会不同于风险溢价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当两者之间的差异满足风险溢价的要求时，行为主体才会在工作中作弊。因此，风险偏好将对职务欺诈行为产生效用评价和约束：（1）在高风险状态下，高风险偏好的行为主体越高，职务欺诈倾向越高；（2）行为主体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越诈倾向越高；（3）行为主体的预期损失越大，职务欺诈倾向越高；

3.3职务舞弊和时间偏好倾向。

时间偏好是指分配在不同时间点的同一财富，会给行为主体带来不同的效用，常用折现率来表示，即短期折现率和长期折现率。每个行为主体对时间偏好不一致。由于职务欺诈行为的隐蔽性和侦察手段的滞后性，职务欺诈行为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发现，时间距离的存在导致职务欺诈的收益发生期早于欺诈成本的发生期，因此行为主体在决策欺诈行为时，欺诈收益适用于短期折现率，欺诈成本适用于长期折现率。因此，在面对短期决策时，欺诈成本和欺诈收益之间存在时间距离，时间偏好之间的差异越大，欺诈收益的折现值越大，行为主体实施职务欺诈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如果欺诈收入和欺诈成本之间的时间距离缩短，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行为主体在偏好短期收入的同时也会讨厌短期成本，导致相同数量损失的效用明显大于相同数量的诈收入和欺诈成本之间的时间距离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欺诈的可能性越小。

3.4工作舞弊行为的锚定效应。

当行为主体对行为价值进行评估时，损失或获得将通过一个相对初始值作为参考点来定义，这个初始值称为锚定。锚定效应是指初始值像锚定一样限制估计值。当人们做出决定时，他们会无意识地过分关注最初获得的信息，一旦这个锚确定，后续行为就基本确定。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做出欺诈决策时，从经济形势到工作条件，从大到小的环境，都可以作为锚，影响行为决策。因此，存在以下情况：①社会经济形势，国家经济法律和政策可以引导行为主体实施欺诈；②行为主体在行业或企业氛围恶劣的环境中，在工作中有更高的欺诈倾向。

3.5框架效应和职务舞弊倾向。

框架效应是指行为主体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问题框架的影响，即在行为主体面前以何种方式呈现问题，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风险的态度。在决定职务舞弊时，以积极反馈的方式呈现与职务舞弊有关的潜在问题，会使行为主体的舞弊倾向较小或选择不作弊，而以消极反馈的方式呈现则会使行为主体的舞弊倾向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