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杂赋是“客主赋十八篇”。按文心雕龙·诠释：“述客主以首引，极声以穷文。”是的，设立客主是赋予家庭的共同特征。洪迈《容斋五笔》第七卷称这种方法，是因为屈原的《卜居》和《渔父》。《杂赋》中的“客主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述客主以首引”文人大赋，它包括两类：一是民间故事赋，二是具有表演性质的客主论难赋。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与敦煌俗赋《燕子赋》完全相同。我认为这个赋的写作时代是在汉代“贼曹”从政府到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6]。它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汉代民间故事故事赋予的样板作品。东汉灵帝时期，有所谓的“鸿都门学生”。《后汉书·杨赐传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他们的作品，蔡勇传说“方人路里的小事”，“连偶俗话，有类似的优”可见它是有故事情节的俗赋。

客主论难赋，又称问体赋。吴纳的《文章辨体序说》云：“问对体者，或者设客难以对其正也。”这类作品往往先假设一个“误题”争论后，获得“正题”。《文心雕龙·文章：“宋玉才华横溢，颇负俗，开始造对问，以申其正。”宋玉的《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赋都争奇斗胜。“论难”这种赋作，当与此同类。之后，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可以说是这种赋的变相。这里要特别提到扬雄的《酒赋》·游侠陈遵传也出现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中。《陈遵传》题目为《酒格》、《北堂书钞》、《酒都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均为《酒赋》。根据《陈遵传》，“其文为酒客难度士”可以看出，内容是为酒客和法度士设置的，《汉书》只录了一段。根据这一段，法度士曾指责酒客为“鸱夷”因此，酒客驳辩时云：“自用这样，不如杀人”。而“尽日盛酒，人们再借。常为国器，托属车。进出两宫，经营公家”一段与敦煌本《茶酒论》中酒难茶、自吹自擂的高贵身份有着相似之处，其血缘关系一目了然。西晋傅玄有一篇《鹰兔赋》“兔谓鹰：汝害于物，有（原校：疑为我）益于世。华尚被扎，同管以制。”程章灿的《先唐赋补》和《玉烛宝典》的五句话：“我的长兄，长号元，次号仲雕。我说叔鹰，也好斯武。”据《文选·辩命论记录两句：“秋霜，兰艾俱落。”可以看出，它是代言体，论辩性的俗赋，与敦煌五言体《燕子赋》非常相似。因此，虽然《杂赋》和《客主赋》中没有一部作品存在，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得到它似乎。

“论难”这类杂赋，因其表演性质丰富，所以戏剧性非常明显。敦煌出土的这类赋作，往往被一些学者定性为戏剧剧剧本。比如敦煌俗赋《茶酒论》，完全是以代言对话的形式写的，赵奎先生认为是唐代表演的剧本[7]。隋唐时期流行一种同俗、变换、并行说话的表演伎俩——“论议”。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参加，通过争论幽默机智的问题和反驳来娱乐观众。敦煌俗赋《茶酒论》、《燕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燕子赋五言体》都有这样的问题性质。所以王小盾、潘建国先生写道，认为他们是民间的“论议”表演基本。

《杂赋》中有十一篇《成相杂辞》。荀子有《成相》，杨以为是《汉志》中的《成相杂辞》，“盖也赋之流”。朱子的《楚辞后语》也说荀子的《成相》“在《汉志》号《成相杂辞》中”。虽然这篇文章是内容上的“国君愚蠢为戒”但正如卢文言所说：“审查这个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9]因此其民间文艺性质无疑。《礼记·曲礼明确记载：“邻里有丧，不相；里面有殡葬，不巷歌。”郑玄注：“所谓送杵声。”也就是说，的歌，“成相”即唱碾米歌。《汉书·《外戚传》载有高祖戚夫人被吕后囚禁为奴后唱的一首磨米歌：“子为王，母为俘。一整天，往往与死为伍。相距三千里，当使告女。”三言起句，是与《成相辞》类似的歌谣。捣米要用杵，筑城也要用杵，所以筑城之歌也要用杵，“成相”的形式。《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宋国筑城者嘲笑被囚禁赎回的华元，其歌称：“目，盘其腹，弃甲而复。思考，弃甲复来”，即成相体。建城时所唱的歌曲，显然是打夯抬土时的劳动号。《乐府诗集》60卷记录了秦穆公时百里奚家中洗衣妇所唱的歌曲，其中一卷是：“百里奚，五羊皮。回忆时，煮伏雌(古乐府)“雌”作“鸡”)，炊，今日富贵忘我为。”虽然是为了帮助钢琴而歌，但实际上还是用了捣衣的调子，也就是《成相杂辞》之类的。汉代民谣，多用两个三字句，这其实就是这样“成相”体，如汉书·冯奉世传引用郡民谣，后汉书·《五行志》引用桓帝时童谣等，例不枚举。汉乐府乐府，如相和曲·《平陵东》等。

流传至今的荀子《成相杂辞》、《逸周书》·周祝，文子·符言，秦简出土的《为官之道》等文章，《成相杂辞》是以七言为主的韵诵体。在汉代人眼中，“七言”不能称之为诗，《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张衡传》、《崔媛传》、《崔石传》、《杜杜传》、《马融传》等都是诗，赋，七言并列，可见七言不在诗歌之列。七言不属于诗歌，根本原因是其民间性质，西晋傅玄在《拟张衡四愁诗》中说：“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傅玄是一位通俗文学家，连他都认为七言是“体小而俗”所以在普通人心目中，“成相”类一定是“俗体”无疑了。汉末的戴良写了一篇《失父零丁》，是七言幽默体寻父启示。但整篇文章把父亲比作动物，对辨认没有好处，施之尊亲，诚为侮辱，恐怕是一部调侃的作品。蔡勇的《短人赋》也是七言，可见《失父零丁》与《短人赋》相似。敦煌俗赋中的酒赋、秦将赋、龙门赋或全用七言，或以七言为主，是成相杂辞类俗赋的流裔。敦煌的《季布骂阵词文》，整篇文章用通俗七言韵语，也是《成相杂辞》类俗赋的变种。第三，《杂赋》中有《隐书》十八篇。《隐书》等等，我们也可以从史籍中看到。《文心雕龙·谐隐：“隐藏的，隐藏的；隐藏的，隐藏的。”隐藏的意思是借用另一件事故意不理解可以理解的事情，让听者或读者认真思考，从中获得乐趣。荀子的五篇赋，正是五首隐。《新序·杂事二有齐宣王“立发读《隐书》”记录，史记·还有滑稽列传“齐威王时喜隐”，“淳于坤说之以隐”可见，爱好隐语是古代一种非常普遍的风气[10]。《谐隐》中提到的许多作品也可以从历史书中找到。最典型的是《滑稽列传》中记载的春于坤告诫齐威王喝酒，《汉书》·《东方朔传》载朔与郭舍人竞为射覆一段，纯为赋体。虽然刘协总是要从“义正”“箴戒”寻找其价值，但主要是通俗娱乐的文艺形式，以幽默调侃为特色，是不争的事实。敦煌本《伍子胥变文》(拟题)基本上是四六文，押韵不规则，中间插有歌词，应该是赋体形式。其中使用了几条隐语，如子胥逃跑途中与姐姐的对话、与妻子用药名诗互诉情绪、渡江时与船夫的对话等。《韩朋赋》中也有隐语：书信隐语、梦兆辞、道旁树木象征解辞。朱光潜先生说：“隐语是描写诗歌的雏形，描写诗赋规模最大，赋即源于隐语。”[11]故事包含隐语，会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含蓄、耐人寻味。